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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構性改革推進創新驅動發展
發布時間:2019-03-27訪問次數: 信息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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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隨著需求側的宏觀經濟政策空間與效率約束日漸凸顯,越來越多的經濟體與國際組織將目光聚焦于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在全球范圍內興起了以結構性改革帶動經濟復蘇的改革熱潮,也由此引發了學界對結構性改革的討論。討論的起點與基礎是結構性改革的內涵與評價體系。

  削弱非有效管制

  學界與國際組織對結構性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背景是為了緩解經濟危機后全球性的增長乏力與高失業率并行的經濟態勢,其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被并稱為調控經濟的三大政策工具。經過多年的討論,學界對結構性改革的內涵與評價體系雖然表述各異,但就其核心機制達成了一定共識。

  主流結構性改革觀點認為,經濟運行中之所以無法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主要是由于經濟中存在一些影響資源有效配置的障礙,體現為流動性障礙與競爭性障礙。流動性障礙是指由于政策設計等原因,生產要素在區域、產業、企業、國家間的流動不順暢,不能夠有效推動資源流動到更加高效率的部門,形成了生產資源的流動性障礙。其中,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技術等,因此所涉及的領域包括貿易、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等。主張結構性改革的學者認為,正是由于這些領域的政策設計不當,造成了要素的流動性障礙。因此,結構性改革的第一個機制是:推動在貿易、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領域的結構性改革,降低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的流動性障礙,提升要素有效流動與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

  競爭性障礙是指受到產品市場的管制、企業進入產品市場的難易程度與規范性、法律與產權等相關政策設計的影響,經濟運行中并不能夠充分發揮個體的競爭性,導致了經濟運行的非效率性,主要來自于產品市場與制度方面。因此,結構性改革的第二個機制是:推動在產品市場與制度方面的結構性改革,提升經濟運行中企業、個體的有效競爭性,促進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進而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

  綜上,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機制在于降低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影響流動性與競爭性的政策障礙,提升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最終實現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發展目標。通常,政策障礙之一被視為政府的過度監管。西方主流的結構性改革以削弱政府過度監管、放松管制為手段;而我國則以推進有中國特色的市場化改革為手段。然而,結構性改革不等于自由放任。從內涵上看,阻礙資源配置有效性的障礙并不僅在于政府的過度監管,經濟中還存在著諸如自然壟斷、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和金融部門扭曲等非政府管制因素而造成的市場失靈,解決這些問題恰恰需要政府的有效監管。在這一過程中,建立政府的有效監管被視為結構性改革內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并非一味地追求自由放任。例如,從評價體系上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經合組織整合的結構性改革指標體系中,盡管銀行監管是一種遠離自由放任的做法,但是具有較好銀行監管系統的經濟體會在金融部門結構性改革指標上獲得較高的分值。因此,結構性改革可理解為一系列致力于削弱非有效管制的改革政策。

  從效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全球競爭力報告提出,經濟體將沿著要素驅動—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軌跡發展。中國經濟正處于由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發展階段,能否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對于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關重要。對此,中國政府提出了以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發展轉變的重大戰略創新。

  篩選出1960—2015年實現了或正在由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經濟體為樣本,進行經驗研究發現,經濟體由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的概率呈倒U型曲線,拐點發生在經濟體進入效率驅動階段的第19年左右。其中,第14—19年為經濟體實現階段性轉變的高峰期,轉型概率接近50%;此后,轉型概率由上升轉為下降,這意味著當經濟體在效率驅動階段停留過長時間后,增長機制很容易被鎖定,轉型也越來越難。

  結構性改革將成為經濟體由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階段轉型的有效戰略。有關改革效應的經驗研究發現,貿易部門結構性改革、制度性改革、金融部門結構性改革對于經濟體由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階段轉型具有顯著正效應;產品市場結構性改革與勞動力市場結構性改革效應較為模糊且不顯著。由此推斷,對于正面臨由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的經濟體,勞動力市場結構性改革與產品市場結構性改革或許沒有其他部門改革急迫。

  提升企業創新能力

  國家要邁入創新驅動發展階段,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是基礎和必經之路。中國作為后發經濟體,企業多遵循以模仿或技術引進為主的發展道路。2018年對江蘇省與廣東省企業的實地調研發現,大多數企業并不掌握前沿技術,為追求短期收益或維持持續經營,企業開展的創新多為流程創新、市場與組織創新等非技術創新。然而,有研究表明,流程創新不能帶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也不具有外溢效應,而企業技術創新則能夠有效提振TFP并在經濟體中發揮外溢效應。因此,細化企業創新類型,探索結構性改革與企業創新的關系,依靠結構性改革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與創新意愿,將成為中國經濟邁入創新驅動發展階段的必經之路。

  經驗研究發現,貿易、制度、金融、產品市場與勞動力市場五大領域的結構性改革,對于不同類型的企業創新發揮不同的作用。對于價值鏈兩端的技術創新、市場與組織創新,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而對于價值鏈底端的流程創新則具有抑制作用。這意味著結構性改革能夠推動經濟體向價值鏈兩端攀升。同時,結構性改革對不同類型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在不同所有制類型的企業中呈現異質性。其中,在民營企業最為顯著,外資企業與國營企業的顯著性則相對較低。

  綜上,堅持貫徹結構性改革的戰略,對于中國等國家實現向創新驅動的轉變具有重要的意義,堅持不懈地推動結構性改革能夠有效提升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然而,結構性改革對外資企業創新的帶動力有限,表明未來的發展還是要依靠本土企業。因此,在未來結構性改革的逐步深入推進過程中,要多到民營企業展開深入調研,了解其真正的困難與需求,更充分地發揮結構性改革的戰略作用。

  合理規劃結構性改革路線圖

  結構性改革包括一系列的改革舉措,設計合理的改革路線圖不但能夠起到“1+1>2”的效果,同時還會減少短期沖擊,有效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由此,學界對結構性改革效應的研究由單一改革效應向多重改革順序效應演進。因此,在實施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體向創新驅動轉變的過程中,不同部門結構性改革的實施順序,會較大程度地影響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效果。

  相關經驗研究歸納出兩條結構性改革實施路徑:一是沿著貿易部門改革—制度性改革—金融改革逐步開展的路線圖進行戰略規劃,有助于結構性改革發揮更好的效果;二是沿著貿易部門改革—產品市場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的順序推進,能降低產品市場改革、勞動力市場改革對經濟帶來的短期沖擊,使得經濟體盡快從結構性改革中獲益,實現由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

  現實中,結構性改革路線圖的規劃與設計還要考量更多因素,包括改革是分級還是統一執行,是針對特定目標群體還是覆蓋整體人群,是漸進的還是激進的,這些都會影響改革效果。對此,學界需要展開深入、系統、科學的研究,中國需考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性,各級政府需結合自身發展特點,設計出科學、合理、有效、具有中國特色的結構性改革路線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邁向中高端水平的理論創新與路徑選擇研究”(17BJL032)階段性成果)

  (作者:李月,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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